四个春天

《四个春天》是陆庆屹首部文字作品，文字质朴动人，摄影温暖治愈。24篇优美散文，展现了一对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、多才多艺、幽默达观的老夫妇；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、活泼生动的故乡旧人，并记述了他们诙谐且充满生活哲学的小故事；在书页间搭建起西南小城充满烟火气、人情味，同时也饱含诗意的生活景象。

张岪与木心

“我忽然明白：要和这难弄的家伙不分离，只剩一条路，就是，持续写他……我不想限制篇幅，不愿遗漏种种细节。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结，给我上最后一课。”——陈丹青

张岪，是木心为陈丹青起的笔名。

1982年，陈丹青、木心，先后赴美，在纽约地铁相遇，此后亦师亦友，近三十年。2011年木心去世，陈丹青开始书写木心，八年过去，乃有此集。书中以极尽写实的笔墨，慎重恳切的文字，送别木心，也为读者带回了木心。

罕有一个人的死亡，被如此细致地描摹；也罕有这样的文字，如此深情地凝视死亡。本书从终点出发，追忆木心一生文学与艺术的旅程。随着木心身后《文学回忆录》《木心谈木心》的出版，以及木心故居纪念馆、美术馆的先后落成，作者回顾木心在纽约开讲“世界文学史”的漫漫历程，追忆海外孤露的生活点滴、文学灵感绽放的时刻、出访英伦的旅程，更以画家的体贴与见识，缕析木心绘画的渊源与追求。再没有一个人，能这样亲切而体贴地为我们道说木心的世界。

在别人的句子里

写出这本《一年危险阅读》的安迪·米勒，如果跟我在一个单位，恐怕会成为饭搭子。我们不但都认清，“此生非读不可的书”，恐怕八十辈子都读不完；而且，那些我们骗人家读过的书，用余生去补也早已无望了。后来他也去做了编辑，但在儿子出生后的两年里，意识到工作之外，只读过一本书。丹·布朗的《达·芬奇密码》。这就很严重了。

这本书最好的地方，在于他要你相信，好书已经足够好了，你要舍得辛苦。我也认同，阅读的一大销魂之处，是某个从来没有想过要讨好你的作家，在熬到百来页的时候，突然跟你勾肩搭背引为知己，不管你朝哪边看，都是四目相接；不管你怎么跑，都跟他踩在同一个步点上。

陈以侃在以一位真正的读者的身份，去创造一种作者文本，通过称叹、训斥与从不间断的调试，去接近那些难以言喻的瞬间，某个自我的核心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拥有一副那么迷人的腔调：无比桀骜，又像在密谋。使人想要痛击，或者与之痛饮一场。——班宇，作家

陈以侃下笔有一种罕见的、时刻具有自觉意识的诚实——其实这很难，因为它一不小心就会被理解成自恋。读完这本书，在收获了无数让人为之击节抑或陷入沉思的见识之余，我也清晰地看到一个倔强的、试图从平稳持重中突围而出的写作者的轨迹。他熟读经典，却也质疑经典；他迷恋技术，却也解构技术——他永远更敏感于捕捉浩瀚文本里的那一点僭越的灵光。——黄昱宁，作家

我羡慕陈老师总是可以奋不顾身、毫无保留地投入他喜欢的作家和文本，也羡慕他转身又能找到描述和评价这种热爱的距离和准确性。他本质上和他写的那些有趣而有才能的灵魂是一类人。或者让我再诚实一点，这种羡慕其实已经严重到了嫉妒的程度。——吴琦，《单读》主编

任何编辑能够拥有陈以侃这样的作者，都是一大幸事。对我来说，拿到他的稿件之后，除了必要的技术处理，几乎不用任何改动，剩下要做的，无非就是欣赏他炼字锻句的工夫与推敲琢磨的巧思。我觉得他的这本文集，除了提示作者可以怎样写之外，更大的作用还在于提示读者可以怎样读。所以，任何作者拥有陈以侃这样的读者，也是一大幸事。——郑诗亮，《上海书评》执行主编

你可真敢胡来，陈老师那是多厉害的人和书，要我多嘴。——苗炜，作家

赵桥村

你不断去想象一块土地应有的样子，久了，那应有的样子就加入了这块土地；你不断面对一块土地沉思，久了，精神中就有了这块土地的气息。顾湘的赵桥村，差不多可以看成现实的居住地与想象的家园的交织，因为写得从容舒展，读的人就有了在其间优游居停的欢喜。

——黄德海（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副主编，第17届华语文学传媒奖年度文学评论家）

2014年，顾湘从上海市区搬到赵桥村，这里靠近长江入海口，面对崇明岛。仅仅二十公里的空间位置偏移，带来独特的心理感受。

仿佛置身RPG 电子游戏，在《赵桥村》中，顾湘在城市寓所和村子的不同地点间漫游，在村外的汽车海与垃圾高原中冒险。她观察到菱在河塘里以斐波那契螺旋线展开，还见证了一场巨大的台风。最终这一切汇成一个数字时代下季节与自然的故事，一曲21世纪都市与郊区日常的咏叹调。顾湘的散文与画作充满细节，仿佛宽银幕电影，放映着当代生活的残破与宇宙永恒的神圣。

诗人十四个

十四位古代诗人和一个现代闯入者

一场始于1600年前的诗歌沙龙

七堂围绕“春天”意象与“青春”经验的文学课，

以现代心理学解读古代诗人，

诗与心灵自由飞动，

抵达诗歌中那些恍兮惚兮的微妙细节，

让古代心灵中幽微隐秘的部分重见天日，

成为与现代生命体验共情的丰富资源。

《诗人十四个》围绕“春天”意象与“青春”经验，用古诗词阐释友情、孤独、情欲、死亡、别离五种生命事件，渴求与接纳两种生命态度。全书根据这些主题分为七章，每章选择两个诗人，讲解其在这一主题下的文学样貌与诗人个人气质，并在两个诗人的对比中，呈现诗歌的不同解读，展现生命的矛盾性和可能性。

寂静的孩子

《寂静的孩子》是作家袁凌历时四年走访、探察、记录、沉淀，全新写就的一部非虚构作品。在这部作品中，袁凌将他的目光聚焦到了孩童的身上，他关注当下中国城乡儿童的生存困境，切身感受他们的生存条件、日常劳作和精神状态，认真倾听孩子的声音，最终完成了这一份关于孩童的生活和人性记 录。

留守、随迁、失学、单亲、孤儿、大病……儿童在困顿与匮乏的境遇中艰难挣扎，却又顽强成长。儿童的生命本应该是奔流的瀑布，自由而快乐，但这些孩子的声音却受制于阶级、地缘、身份的壁垒而无法被传达。《寂静的孩子》就是关于这样一批儿童生存境况的详实记录。打破壁垒，克服距离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他们的声音不应如此安静。

我与父辈

《我与父辈》是一部长篇散文作品，是阎连科对父辈的一次写作祭奠，是一个儿子跪在祖坟前的默念、回想和懊忆。

“我不断地回家、回家、再回家，把写作《我与父辈》当成一种赎罪和忏悔，直到觉得自己又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，才可以重新上路远行。”

◆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，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，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，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自己的身上，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。

有些未来我不想去

《有些未来我不想去》是一本书信形式的随笔集，每一篇都是写给“亲爱的人”，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渴望有这样一个倾听者，这29封信也是作者写给每个阅读此书的陌生人以及自己的。内容包括成长的追问，对多元文化的理解，梦想的坚持，关于爱情的困惑……每一篇都饱含了作者的深情和对人生的感悟。这些文字或许是黑夜里一闪而过的星光，虽然转瞬即逝，但也足以支持我们抵达下一个光明的时刻。

谈话录

◆七次旗鼓相当的谈话，呈现文学创作的纯粹之美

作为中国当代重量级作家，王安忆身上同时有历史的厚重和时间的革新，她的作品既切中了时代痛点，又和速朽的潮流保持着距离。而作为兼具学识和才情的批评家，张新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现当代文学，用力透纸背的书写刻画着作者与时代的关系。阅读本书，即是欣赏两位势均力敌的谈话者在美学和智识上的碰撞。

◆几十载笔耕不辍，以工匠精神凿开文字与心灵的通道

王安忆认为：“文学是需要终身学习、认识、实践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漫长到与人生同步。”她将文学融入生命之中：“文学家就是工匠，就是在做活，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……我们强调独创性，这已经是我们艺术评价的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它不断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。

◆以作家视角看同行，畅谈与汪曾祺、王蒙、莫言、余华、迟子建等人的交往经历

“我觉得汪曾祺的小说，写两类东西最好，一个是劳动，一个是享受。”

“王蒙是一个太聪明的人，真聪明啊，我觉得他真的是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……”

“你看，莫言这么粗壮的一个汉子吧，忽然之间能写出这么灵巧的东西，真的就是神来之笔。”

“余华他会给你什么印象呢，他会让你觉得是一个找爸爸的孩子。”

“迟子建的意境特别美好，这种美好，我就觉得是先天生成，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。”

本书是两位以文学为志业者的真诚对话，是一部个人写作史，也是对当代文坛的一次回顾。

在书中，王安忆谈到自己如何感受写作的快乐，坦承文学道路上的几次重大转折。她分享了自己的创作观，谈小说家如何打量日常生活，谈虚构与审美化的力量，谈创作者对时代的关切和疏离。她回忆与冰心、宗璞、汪曾祺等文学前辈的交往，谈及陈映真、史铁生、陈丹青等对自己的影响，畅谈与莫言、余华、阿城等当代作家的相知相惜。

拔蒲歌

《拔蒲歌》是一本“还顾望旧乡”之书，这“还顾”的内容既包含过去，也写及现今。开篇《儿童的游戏》，讲述儿时乡下常见的游戏。其后三辑：“红药无人摘”“瓜茄次第陈”“与君同拔蒲”，则别分书写乡下花草、南方吃食、少年心事及如今在城乡两地的生活。

在乡村日渐凋敝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，作者用真诚质朴的文字，为读者记录下从过去到现在乡下的生活。她笔下的“南方”，也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用来抵御外部庞杂世界的精神乡土。